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复旦大学抄袭，复旦以及学术抄袭事件对应的大学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抄袭抄袭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学术

如何看待复旦抄袭东京大学的宣传片这件事

子不嫌母丑。

倘若母亲偷鸡摸狗，复旦父亲投机倒把，大学子不语乎？抄袭抄袭

套用柴小姐的话说，此文不是学术我与复旦的私人恩怨，而是事件要对我所认识及经历的高校教育，来一次隔靴搔痒。复旦

A.

先从影片本身说；

画面质感上我觉得做的大学没有东大 Explorer好，不管你号称用几 K 的抄袭抄袭机器拍，现实就是学术调色调得未免有点漫不经心，一会儿单反质感，事件一会儿又加红加得夸张，廉价的苍茫感，有点让人无所适从。

当然这个见仁见智。个人风格问题。不予多评。

片子结构上，还行吧。

不过我想，做过片子的人都知道，此类视频，口白词差不多到那意思，虚一点，概念一点，傲娇一点，理想格局大一点；

画面音乐稍微贴合一些，要大气，画面就茫一些；

光晕走一走，镜头朝着太阳、树丛（更多情况下，是大灯）动一动，画面摇一摇，多用轨道绕着女主角转一转，特写恨不得推进老教授的皱纹里；

对光的运用好些，构图不要太离谱，后期能力强一点，

真的不会差到哪儿去。

但为什么我们可以有《小时代》《何以笙箫默》之类PPT的摄影技术，

却不多有《迷墙》《恰克与飞鸟》之类的 MV 宣传片呢？

我想归根结底，这不仅仅是文案本身，而是一个片子的内核，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是否与其文化契合。

别人想要飞翔，别人想要苍茫，是言之有物，是真真向往天空，或直射内心的。

但是 To my Light，

请问你除了有一个复旦大学校庆宣传片的抬头，还秃了谁的莱特？

制作你的人，写你的人，演你的人，除了其中几位我极为敬重的老教授，甚至是你所想要涵盖的那些人，发朋友圈赞扬你的人，复旦的孩子们，真的有你所想要言说的这些，aim with higher 吗？

哪怕就是从和东大的比较来看，他们为什么提出这句“most of our students reach high places, very high.”有一些 @陈小树 的答案下的评论已经提出了，有些我觉得过度解读，但也是在合理范围之内的，确实符合我所认识的东大学生，以及浅薄的对日本的了解。

“东大最后那句双关语，其实是对刻板印象做了一个巧妙的反击。因为东京大学一向被认为是培养政商传统名流精英的，高高在上，这个宣传片故意反其道以科学、工程、探险、人文、女性来做主题，以宇宙的“高”替代社会的“高”，这句话是一个非常棒的画龙点睛。”

“东大出的首相能凑好几桌麻将，政府的高级官僚里面满满的东大毕业生。东大的社会地位之高已经无需废话，所以才会拿我们有学生可以去真正高的地方当卖点。复旦并没有学这句话的资本。”

“在东大的宣传片里，厚厚包裹在身上的不仅是先进技术，更是日本人与他人交往时保持的距离感，以及精英对自身的期许和孤高。说得简单点，穿一身衣服是为自己的格格不入而自豪，为走冷清路不被打扰，不是为了和人一起打太极，不是为了和教授眼神交流的。所以最后东大骄傲地说Most of our students reach high places.VERY HIGH .(while some stupid foreigners follow us all the way and still feel good about it)”

一种精神特质为什么可以被言说，可以被推广，其实也源自一种文化语境。

就像我认识的 Yale 朋友们都会说Lux et Veritas，追求光和真相。

曾去哈佛JFK 肯尼迪政治学院玩，教授都提到，他们要的人是懂得，ask what you can do to make a difference and change the world，改变世界，有些人生来就是为了改变世界，有些地方，建造出来就是为了教会他们如何行动。

你起码要基于这些 Motto，再去想想，是不是一些随随便便的软广告语就能轻易消解、重构或者创新？

复旦，higher than clouds，是在说啥？你的校训，你的定位是啥？原来的 clouds 是什么？你有多少 over the rainbow的骄傲？是你的小资，还是你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具体的后文再说，先回到片子。

刻意不加字幕的方式值得商榷，毕竟这旁白的英文听起来并不优秀，录音质量及合成也不好，至少给我的感觉是，VO和画面、内涵都割裂开来了，十分影响观感。

在这个维度上，我觉得字幕，尤其是双语字幕，用那种小的一丢丢的白色字体，会对其有明显的增进作用，装逼效果妥妥的，将有种从 youtube 拖到 youku 的既视感。

当然复旦的这条片尾比东大好，深刻地表达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不忘记那些曾帮助过我们的人，及领导，及单位。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综上所述，我觉得是条挺正常的、走范儿型的，但是在高校营销宣传中，比较不同的片子。看得下去，片头的勾引什么都挺好，起承转合不奢求，

但一定会让一些利益相关的莘莘学子、毕业生欣喜若狂，朋友圈拼命转发：

“你看，我在光华楼泡过妞。”“你看，商业伙伴们，微信游戏好友们，老子是复旦的。”

以上，一切，在不涉嫌抄袭的情况下。

B. 正文

说实话，我看到片尾的时候，有些心疼，因为有认识的留校校友在主创团队里。

既然挂上主名了，你就很难去推脱责任。而且摆明了，有些事，就得你们背了。

至于官方这么愚蠢的回应，我也实在找不到理由不嘲笑。

复旦新版宣传片被指抄袭，校方：是独立创作

我想我们可以找到千百种理由来洗地， 答案里也有不少人洗过了，

诸如什么广告公司外包，复旦方面不知，

其实要想理由太多了，

来自上层的压力，创意、决议草案迟迟无法确认，要赶时间，只能仓促开拍。

可是有意义吗？

我想这个果实，不是烂在最后的成片，而是烂在开始播种的根里。

而这个根，不是一个拍视频有没有抄袭的根，而是一个泛文化意义下的，中国语境下的烂根。

今早起来，看到三个热点问题的邀请，

一个是梦想婊，

一个是许知远，

一个是复旦抄，

连起来就是，梦许复，想知旦，婊远抄。

（参考：

如何评价“「伟大的安妮」说「我终于有资格配得上梦想婊这个词」”这条微博？ - 动漫

如何看待许知远在青年领袖颁奖典礼上愤怒「砸场」？ - 心理）

C. 梦许复:

可能就像提到的，有没有哪个瞬间让大家觉得浮生若梦，弹指百年？ - 陈兔虫的回答

浮生若梦，境界有大有小。

现在回头看来，扑满好笑。

我还记得高考时只填了两个志愿，一个北大，一个复旦，毕竟有了数学竞赛的加分，后者是没问题的。之所以只想进这两个学校，也是在不出国的前提下，下定决心要学哲学或社会学心理学之类的缘故，那时还是抱持一种幻想，什么“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承载着对优秀大学是治国重器的渴望。

那时候的高中博客里还幼稚得写过诸如此类的话，

“在大学里我的第一个理想就是可以尽情地写自己的文字，无拘无束；理想之二就是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去饱览贤哲之精华，与人讨论，改变世界；什么可以促进一个人的才情？多想多看多读多走。我的大学生活一定要积累丰富的经验，我仍然会义无反顾地延续我过去的足迹，为成为通才而努力。通才不是浅尝辄止的三脚猫，它是建立在一定深度上的广度的拓展……”

梦许复，回头看，在那个没有微博，微信，校内的世界里，再到现在，是我太单纯理想，还是世界太快，有多少和我一样的孩子，对着大学宣传片，做着一样的梦。

若是没法做到，但请不要承诺。

D. 想知旦：

每年朋友圈被复旦校庆刷屏，都算的上我最恶心的时候。

参加「知乎盐 Club 2014」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 陈兔虫的回答

差不多的感觉，是一种边界性。

我不太喜欢这种狂欢，哪怕他们都是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我的前辈，或者我的老婆。

或许的确，复旦给到了他们想要的生活、地位、财富和可以被言说的价值。

但我始终怀有一种“敌意”，尤其是当哲学院校庆时请来的杰出校友是上海首富，并和教授们畅谈，当时如何逃课，如何在课上睡觉，炒股的时候。

可能就像 @姬轩亦 在许知远问题的回答下所描述的那样，一种古典的愤怒。

我认为很大程度上，他的言说是彻底正确的，可是我还是有点无法接受那种消解。他举例摩罗笔下肮脏困苦的底层世界，余杰书里混沌无奈的城市，许知远眼里暴躁无知的庸众，孔庆东博客上篡逆无道的走资派。并认为“这些东西，注定只是这个时代的拼图碎片。足够引发愤怒，不足让人思考。”

但仅就我的浅薄理解而言，社会大众不需要精英化，娱乐至死，信息蒸发什么的都没问题，可是总得留那么几座理想主义的高塔。

美国够现实，够功利，消费主义了吧？可是当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老先生坐在我面前，我在太平洋上，和一尊古希腊的雕像共进早餐，讨论当代中国。并且知道在耶鲁，在美国，还有那么多尊重并坚守着古典理想主义的学者大师，那可不是什么“思念着秦汉帝国荣耀和责任，皮肤白皙的可爱少年”，不是那种理所当然就应该被“发展是硬道理”碾碎的嵇康。

我们少有，可不代表就不该有吧。

我们没有坠入云晨，不代表我们不应该回忆在云上的日子。这才是复旦宣传片里，可以说的，“higher than clouds”的意义吧？

我始终没觉得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是一个国之重器该有的气度，

复旦是一所上海的大学，这大抵是一所太上海的大学。

不过恐怕中国的大学也差不多都这样，所以没啥好说的，或许自由而无用至少还比局促而功利要好那么一些。

精致的无用者、没立场的新闻工作者，起码比起别人，还稍微无害一些。

想知旦，我真的一直挺想知道复旦，究竟是干嘛的。

人们可以自由做着想做的事，少有争论，也没太多权贵势力的争斗，分分秒秒远离政治和国家大义，想着怎么去更好的学校，怎么定居美国，怎么进大公司。

有些学校培养技工，有些学校培养白领。

E. 婊远抄

当然我从这所学校里拿到不少奖学金、荣誉，得了个周游世界的机会，还拿到一个初恋，一个老婆，改变了一生。

我认识不少优秀的老师，有的一生书痴，已经去世，有的依然有着哲学王子的名号。

在期末考试的时候，我在卷子上画了两幅画，交了白卷，王子给了我一个A。

大部分课的论文，都是别人的五六倍，过得惬意。

复旦自然是挺惬意的。

我们当然可以看到，更多情况下，更多孩子，在做什么。

作弊无害，高分王道，论文抄抄抄，反正老师也不会好好看。

就连某院的院长、副院长，都分别跟我聊起黑暗的学界内幕，教授都没法好好做学术，却要互相撕逼，拼职称，就是这么个道理。人们也都知道。

一个学校的强盛是老师的，是学生的，是社会的。而不是收购几个医学院，买几块地，做个房地产，造个新大楼，做个视频，冲上榜单的事。

婊远抄。

火箭是往天上飞的，越高箭越少。

树根是往地里长的，越深树越高。

所以根要是烂了，还围了一群人说“不准进来修葺”，真是没啥法子的感觉。

F.

扯远了，

总之，

To my light，秃的究竟是谁的莱特? 秃的是什么样的莱特？

话说回来，以后如果真有胆量做些怪异嚣张的片子，不如找我？

我的英文可是更难听的哟~如何一个人背着背包，周游世界？ - 陈兔虫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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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补充评论：

我一般不就社会问题、热点话题写公众性的文字，一来我没这能力，二来说不清楚，三者很多时候说了也白说。

大家写的好的人多了去了。所以我十分审慎，甚至希望每一句话里都能透露出“这只是我的个人意见和观感，不要给我大帽子”的态度。

之所以挑了这个回答，实在是因为昨天剪片子的时候，一条音乐始终契合不好，被朋友圈炸烦了，看知乎上有人邀请，顺大便精虫上脑，说了几句。

1. 关于质疑

看到评论里有些质疑的声音，我很理解，毕竟我的枕边人也说了类似的事。

她知道我朋友圈那段根本没有指涉、更谈不上喷任何具体的个人行为，只是为了后面的批评，学术腐败抄袭成风。至多冷酷，不算狭隘。

但大度如她，依然觉得自己被下面这段刺伤。

“我始终没觉得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是一个国之重器该有的气度，

复旦是一所上海的大学，这大抵是一所太上海的大学。

不过恐怕中国的大学也差不多都这样，所以没啥好说的，或许自由而无用至少还比局促而功利要好那么一些。

精致的无用者、没立场的新闻工作者，起码比起别人，还稍微无害一些。

有些学校培养技工，有些学校培养白领。”

她说即使她看过太多同学如此，哪怕她自己曾经也经历过，但在一起久了，确实会发生改变，不再想做技工，不想做白领，不想做美国人，只想做自己。

我很感念她的理解，我也不知道我骨子里是否如评论中某句话说的，“答主字里行间对母校的冷淡和不屑蕴含着剧烈的爱，低劣的抄袭只是枯黄的树叶，腐烂的树根才是症结所在。”

我不知道自己对母校有没有爱，我只知道我多么希望所有中国的、世界的大学都能变得更好、更纯净，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遇到更有趣、有看法的人，讨论更有意义的事。继而往下去，就是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棒，这或许才是我对世界的爱本身。

我不管别人、好朋友、前辈会不会经常去会所去嫖妓，我只在乎眼前三亩地，至少可以干干净净纯纯净净。

2.

至于平白无故加了些链接，

因为是忙里偷闲，写的躁了些。写的时候就觉着不该加链接，但后来想想便于之后回溯资料，所以还是放上去了。诚然影响了读者的观感，十分抱歉。

前两个链接是关于许知远和梦想婊的两个问题，别人的回答有不少在我喜欢的点上。

浮生若梦的链接，是想表明高中时考大学的态度，以及对大学的向往，当然也包括复旦给我的东西，不洗地，但感恩，和董建华、奖学金等无关，可删。

知乎盐的链接，是对当段的“现实与古典便捷性”的补充，我生怕有人看不明白，以为我瞧不起复旦、校友，把我当成一只偏激狗，所以加上了，可删。也确实有人按照我预感到的方式解读了。

最后一个视频链接是卖萌，毕竟那么差的幼稚的处女作，也就是告诉大家，拍片子很难的，他们抄成这样的片子也不容易呢，不可删。

3.

火箭是往天上飞的，越高箭越少，你再快也没用。

树根是往地里长的，越深树越高，你再慢也无妨。

所以根要是烂了，还围了一群人说“不准进来修葺”，真是没啥法子的感觉。

本来“自由无用”只是老教授们私底下说的东西，颇有点自嘲和风骨；

结果被拿到了官方层面，大力宣扬，真是让人觉得情商值得商榷。就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要把“大隐隐于市”五个大字，刻在门上一样。

为什么复旦大学又称为复制大学？

复旦大学身陷抄袭门，变身复制大学。

复旦大学，简称复旦，始建于1905年，初名复旦公学，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创始人为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伯，首任校董为国父孙中山先生。“复旦”二字选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意在“自强不息，复兴中华”，寄托着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主办学、教育强国的愿望。[1]

复旦大学是教育部与上海市共建的首批全国重点大学，中国首批7所211工程、9所985工程大学，首批“珠峰计划”、“111计划”和中国顶尖学府“九校联盟”（C9联盟）成员。教育部“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校。复旦大学涵盖了文学、理学、医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历史学、工学等十大学科门类，拥有邯郸、枫林、张江、江湾四大校区。

从公共关系的角度，该事件对复旦大学产生何种影响

　最近, 上海复旦大学宣传品涉嫌抄袭事件引起新闻媒体及人民大众的普遍关注: 2015年5月27日，复旦大学发布宣传片《To My Light》，被网友指出涉嫌“抄袭”日本东京大学的宣传片，随后校方紧急撤下该片，当晚又悄然发布了最新版本宣传片。30日，最新版官方宣传片再度引起轩然大波，被指其片尾涉嫌“抄袭”慕尼黑工业大学宣传片。校方对此一直没有回应，直至31日上午，复旦大学在其官方微博上发文，就此前宣传片涉嫌抄袭事件向公众致歉。由此，复旦深陷危机，人们的负面评价此起彼伏。复旦此次危机公关显得失了方寸，这给很多缺乏公关意识的高校、医院、公益组织等机构敲响了警钟，也启发我们新媒体时代亟需加强公共关系与新闻传播的互动性。

我们所处的新媒体时代，正在经历着由信息网络、社会网络到网络社会的过渡，网络化的生活方式重构了线下的生活方式，并且线上与线下的生活方式也不断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因此新媒体时代，危机信息传播速度加快，机构需要适应这种传播方式，转变公关理念，强调“个体”关注，建立迅速及时的应对方式。首先，在公共传播过程中建立系统的危机公关的预防机制。110周年校庆对于复旦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事件，学校最开始就应该有危机预防意识。其次，危机公关与新闻传播相结合，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体系。复旦校方此次应该推选经验丰富的新闻发言人及时向公众讲明情况，严防危机公关出尔反尔影响机构形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即本着沟通、勇于承担责任的姿态，关注“个体”，及时回应。新媒体时代，类似事件会迅速成为全国的热点事件，危机发生时，复旦的反应不太及时，致使事件朝着不利、负面的方向发展。可见，移动互联网使公关行业自身具有了传播的特征，亟需加强二者的关联和相互支撑。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会长柳斌杰指出，面对新媒体时代，公共关系要抓住新闻传播创新发展的新机遇，适应新闻传播国内国外互相影响、官方民间双向互动、网上网下互相交织、内容技术融合发展的新特点，整合传统媒体、互联网、形象设计、广告阵地、对外传播、交流对话、品牌活动等多种渠道，构建政府公关、大众公关、组织公关、企业公关、危机公关、活动公关等公关平台，形成有智慧、有能力、多渠道、多平台的全方位公关力量，全面提升我国公关工作水平。

如何看待质疑复旦大学重点实验室多篇论文抄袭美国教授？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专业博士仇思隽的博士论文《政策执行研究一一以我国职业教育领域为例》，抄袭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亓俊国2010年的论文《利益博弈：对我国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研究》，引发争议。

针对此事，17日晚，复旦大学官方微博回应，该校学术规范委员会此前已接到相关举报并启动了调查程序。目前，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如抄袭情况认定属实，学校将依据《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实施条例》作出严肃处理。

“2007年第1号”通告称，自今年5月以来，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收到三起学术违规举报，分别是：匿名举报外文学院陆教授等人所编教材涉嫌存在严重抄袭现象、匿名举报五官科医院迟教授等人涉嫌论文抄袭、实名举报信息学院博士生叶某及其导师顾教授两篇论文涉嫌抄袭等。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按《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及违规处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规范》)中有关要求、规定和调查程序进行了相应调查核实和审议。

以上内容参考：人民网-复旦大学回应博士论文抄袭事件：如属实将严肃处理

怎么复旦大学宣传片抄袭的问题看不到了

关于这个问题，校方回应是独立创作，也就是没有抄袭。那么这是否为真呢？我认为没有抄袭！

认为抄袭的立论点在于两者表现形式十分相似，某些镜头和一些用词比较相像，诸如此类。但是关于两者的内涵是否相类却无人关注，这岂不是舍本逐末，流于表象？

To My Light：飞机遭遇困境，深入云层一片漆黑，极有可能因此坠毁……此时最是考验飞行员能力和意志的时候。在复旦大学所接受的专业教育无疑给了飞行员挽救的能力；蕴含于复旦大学每位教授、每间教室、每个地方、每个复旦人的复旦精神给了飞行员坚持下去的力量。这便是Light，复旦之光在黑暗中指引前行，最终挽救危难。To My Light 是每个复旦人对复旦的真情表达！

张汝伦的抄袭事件

针对复旦大学教授张汝伦的专著《历史与实践》，孙周兴教授在《中华读书报》(2000 年3月29日)发表评论——《实践哲学的悲哀》：称该书“并不是张汝伦教授的‘著作’ ，而是一本‘译作’，或者充其量也只能说张汝伦教授‘编译’的”，因而《历史与实践》是“伪书”、张是“文抄公”。

为了“不负孙教授的苦心，亦为《历史与实践》的读者负责”，张汝伦教授发表《批评的悲哀》(注：《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29日。)：称其书“主题极为突出，无论在内容、风格和目的上都与《哲学历史词典》有极大的不同”，而且“除了‘实践概念和实践哲学’这一节引用了《哲学历史词典》的一些材料外，《历史与实践》与《哲学历史词典》没有任何关系”。在他看来，其《历史与实践》“有着明确的主题、完整的结构和一以贯之的思路和线索。正是这些使所谓它是一部‘伪书’的指控不攻自破”。而孙“真正目的是仅仅根据那几页来自《哲学历史词典》的材料没有注明出处，来一口咬定这本书是抄自该词典。其想象也未免太大胆了一些，但却忘了小心求证。《历史与实践》共487页，要证明它抄自《哲学历史词典》，仅靠他目前提供的那点证据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是他提到的第103～105页的内容，要证明它出自《哲学历史词典》或其他任何一本书，我想他也是绝对办不到的，更不用说本书的其他部分了。孙教授……缺乏足够的证据就一口咬定《历史与实践》一书是抄自《哲学历史词典》，这就不是批评，而是诬陷和诽谤了。而诬陷和诽谤就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了”。

很显然，在上述回应中，张汝伦教授既没有丝毫的自我批评，也没有对孙教授认定的《历史与实践》第98～102页抄自《哲学历史词典》的批评有任何认错的表示。张教授尽管无奈中遮遮掩掩地表示“‘实践概念和实践哲学’这一节引用了《哲学历史词典》的一些材料”，但他强调的还是已经“把自己的东西和别人的东西分得很清楚了”。如此一来，逼得孙周兴教授只好在《悲哀复悲哀》中继续揭发、再证《历史与实践》的抄袭性质：“经本人对张汝伦教授的‘专著’《历史与实践》第96～105页与德文版《哲学历史词典》第七卷中‘实践、实践的’条目所作的仔细对照，现已查明，其中有7页文字(第96～102页，其余3页性质不明)，加上这7页中出现的32个注释，完完全全是从上述《词典》条目中抄袭下来的，其中没有一个句子是属于张汝伦教授自己的……我断定：张汝伦教授的《历史与实践》具有抄袭性质，是一部伪书。而且我断定：这种把《词典》条目正文连同注释不加修饰地照抄下来的做法，决非出于无意和疏忽，而是一种蓄意的剽窃行为。”

孙周兴先生原为浙江大学教授，现任同济大学教授，以研究海德格尔著称。他说：“ 我与张汝伦教授是熟识的同行，既没有个人恩怨，也没有发生过学术上的争论。”“在我的印象当中，张汝伦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在学术上经常表现出凛然不可犯的样子，学风应该是正派的。”张汝伦先生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名牌教授，不仅搞西方现代哲学，而且也出了大部头的中国现代哲学专书。只是张教授不够爱惜自己，倒了牌子，砸了形象，尽管他仍在复旦大学继续当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因为在张汝伦教授出事之前，已有中文系申小龙教授抄袭在先，继之有哲学系佘碧平副教授剽窃在后，还有历史系已通过答辩的某博士学位论文被发现存在大量抄袭的问题，故他们工作的大学曾一度被风趣的网友给幽默为“复印大学”。其实，与其说是幽默，毋宁说是无奈、痛心、心酸，或者说是“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

悲哀复悲哀——再证张汝伦《历史与实践》的抄袭性质

时间：2001年11月21日

作者：孙周兴（浙江大学教授）

来源：原创

关键词：

这是一篇揭露学界丑事的文章

读了张汝伦教授的文章《批评的悲哀——我对孙周兴教授批评的回答》，首先知道自己已得了一个不小的“罪过”：原以为只有“实践哲学”被张教授弄得比较悲哀了，没想到因为我那篇揭露他的《历史与实践》抄袭真相的文章，中国的“批评”也变得悲哀了。张教授的说法是：国外的批评是“对事不对人”，而国内的批评则是“对人不对事”。不过，张教授应该没有忘记，对于他的同一本“专著”《历史与实践》，我曾撰写过一篇赞扬性的书评；现在我发现他这本书具有抄袭性质，所以要写文章予以揭露。张教授，你说我是“对人”还是“对事”？

张教授还在文中说：“客观公正的批评还牵涉到学者的人品、修养和风度”。意思大概是指责作为批评者的孙周兴在“人品、修养和风度”方面大有问题。这话若由旁的人说出来，我还愿意听一听，然后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最近的作为；但现在由张汝伦教授来说这个话，我就只觉得有点滑稽了。

为避免被张教授混淆了视听，看来我还得首先作一次澄清：拙文《实践哲学的悲哀》（以下简称《悲哀》）根本就不是一篇学术批评文章，而是一篇揭露学界丑事的文章（读者诸君眼下看到的这篇亦属此类）。学术批评是讨论学术问题的，而我现在没有任何学术问题需要向张教授请教的，其实拙文《悲哀》也没有涉及任何学术性的问题，而只是向读者们报道张教授是如何抄袭的。我的主张是：对于学术问题，大家讨论时应当而且必须心平气和，与人为善。而对于学界丑陋现象的揭露，就是另一回事了，摆出事实后，稍稍传达一点愤怒和讥讽，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举个例子说，群众抓住了一个偷儿，当然是可以、而且是大有必要表达一下愤怒的心情的。

然而，偷儿也有自己的逻辑。群众愤怒地对偷儿说：喂，你这几件东西是偷来的！偷儿看看人证物证俱在，就答道：第一、不错，这几件东西是人家的，但不是我偷来的，而是“借”来的，只是有一点点对不起了，我忘了从哪里“借”的，本来我是要跟人家说一声的；第二、即使这几件东西是人家的，我这里还有别的几样东西，你们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吗？哈哈，我看你们就不知道！所以，我怎么可能是小偷？！

上帝见谅，我为这段文字犹豫了好几天，一直想把它删掉算了，免得张教授生气，以为我又在存心“讽刺和挖苦”。但读者诸君，你们如果把张教授的《批评的悲哀》一文总结、提炼一下，就会看到其中的意思差不多也就是上面两点。更有甚者，在表达了这个意思以后，张教授就壮了胆子，反过来倒打一耙，指责我“诬陷”和“诽谤”他了。我想，这就有点无耻了。

的确，到眼下为止，除了《悲哀》一文所做的以及本文要补充的事实指证外，我还不知道《历史与实践》中的“别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已经在《悲哀》一文中明言，我眼下身在德国，手头只有《历史与实践》第96－105页的复印件。但我认为，我陈述的事实已足以证明《历史与实践》的抄袭性质了。张汝伦教授避而不谈我举证的事实，却振振有词地要求我拿出更多的“证据”，因为他说这本书一共有487页——这就接近于我前面讲的偷儿的“逻辑”了！

从操作角度上讲，张汝伦教授对我提出的这个要求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外文版的哲学图书和资料浩如烟海，张教授既然抄袭了《哲学历史词典》，也就有可能抄其他图书；而且，倘若我又找出十页、二十页来，张教授还是会说：那么还有其他的呢？这样推下去，即使我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显然也是完成不了这项艰巨任务的。

继续揭发

要做这种全面的对照工作，其实只有一个人能够胜任——那就是张教授自己，正如只有他清楚地知道，我指证的10页中有3页不是从《词典》中抄来的。也正因此，张教授才敢在文中指责我的证据“其实只涉及从98－102页等5页的内容”，并责问道：“其余5页的内容既然也可在该条目下找到，为何不一并‘揭发’，以正视听？”

既然张教授这样问了，我只好答一答。我在写《悲哀》一文时，因为篇幅的限制，的确没有从第96页开始“揭发”，而是从第98页开始，止于第102页。到第102页，觉得文章已经太长，而且证据已经确凿，就没有再对照下去。现在听张教授一说，我对照了一下，确实没有在《词典》第七卷相关条目中发现第103页以下3页的内容。

但无论如何，张汝伦教授要求我继续“揭发”的“其余5页”中的另外2页（即第96－97页）的内容，却是完完全全在这部词典上的。既然张教授要求我一并“揭发”出来，我在这里只得把这2页也补上。

张教授的原文如下：

筑，学习或趋向目标和本身即是目的（如生活、幸福、看、沉思和思考）。这些活动就是狭义的“实践”。亚里士多德用Energeia这个词来专指这种目标在其本身的实践。这就把行为与“做”与“生产”区分开来了。实践是趋向目的的过程和本身就是目的的“行”。《尼各马可伦理学》虽然使用的术语与《形而上学》有所不同，但基本上仍坚持了这种区分。只不过在《形而上学》中Energeria只是指自身就是目的的行为，而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实现目的的过程也叫做Energeria。实践及其对象同时也是人存在表现的全部形式的总称：既指理论科学，工艺技术和狭义的行为，但另一方面也指有别于理论，工艺的人的活动。（注8）这种三分法对亚里士多德哲学本身以及后世的实践哲学都有很大的意义。狭义的实践概念，即我们正在考察的实践概念由此有了明确的规定和轮廓。[抄自第1281页]行为就是做决定，行为的对象就是决定的对象。与这种三分法相应，亚里士多德把真理的形式也分为三种，实践以“实践的真理”为目标。在试图从内容上确定通过行为实现的最高的善时，亚里士多德从柏拉图那里接受了把生活形式分为理论——哲学生活和公民——政治生活的做法。（注9）不过与后来中世纪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做法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把日常生活称为“政治生活”而不是“实践生活”。“实践生活”指的是哲学专门的理论生活方式。[抄自第1282页]只有Eupragia（正确的行为）才是人的最终目标，而幸福作为所有人实践的目标本身就是实践。（注10）实践在这里既不是生物学或宇宙学意义上的创造运动，也不是单一的行为或活动，更不是生物学的功能，而是正确的行为，即一个完全圆满的完成，自身构成目的的实践。这就是作为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的“实践”的基本意义。[抄自第1283页]这种正确的行为，即实践，与他人和社会的福祉有关，主要是指与生产劳动相区别的人的伦理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然而，理论在最终意义上自身便是目的，故它是最高的实践。（注11）[抄自第1285页] 但亚里士多德以后，人们对“实践”概念的理解却逐渐狭窄。普罗丁把实践理解为由向外的趋向造成的行为。（注12）他也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把最高的活动称为Energeia。但这不是指实践，而是指Poiesis（生产）。实践只是理论的一种派生形式，因为外向的实践是模仿最高的和第一的Poiesis，它由于自身的弱点不能以自身为目标，而需要向外诉求。“人们在理论上不行，就转向实践——理论和逻各斯的影子”。（注13）与亚里士多德相反，不是理论是实践的形式，而是实践是理论的形式。实践只是为了观察，因为一切实践都要求回到纯理论的特殊起源。[抄自第1286页]早期中世纪并未接受古希腊的实践概念，只是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翻译诠释，实践概念才重新进入欧洲的精神世界。希腊的实践在拉丁文中被译为actus，这就使它有了“行动”的意思，并且是与人的意志选择有关的活动。这是中世纪后期哲学的实践概念的基本规定。[抄自第1287页]罗吉尔·培根认为要在一切科学和道德哲学中区分出思辩因素和实践因素。因为人的活动都是可以进行道德评价的行为，在此意义上理智被称为“实践的”，因为它完成实践，即善或恶的行为。这样，实践概念又和道德行为相关了。道德哲学因此和神学一起有一种基础科学的地位。与这种狭义的实践相比，其它认识都是思辨的，是为实践服务的。“一切不教我们善的科学，真正和绝对地看都是思辨的，这就是道德科学之外的一切科学。只有教我们为善的科学才是真正和绝对是实践的”。（注14）[抄自第1288页]（张汝伦：《历史与实践》，第96－98页）

首先要做两点说明：一、上列引文开头的“筑”字前面一个字在《历史与实践》的第95页上面，是我目前见不到的，但对照一下德文原文，就可以确定那就是“建”字了，而这也表明第95页上至少还有一段文字是抄袭的。二、最后一句话已经在98页上了，紧接着就是张教授抄来的关于邓·司各特的实践概念那一段了。

本来我想仍旧按照《悲哀》一文的做法，根据德文原文（《哲学历史词典》第七卷第1281－1288页，原作者为GüntherBien先生）把张教授的文字再译一遍，但我发现他这里的译文基本上还是忠实的，再译实在是多此一举，所以，我只用黑体字在上列引文中间标明原文的页码。张教授在这里的抄袭手段，自然也跟我在《悲哀》中描述的一模一样：仍旧是把比较难解难译的句子跳过去，不认识的希腊文词语和句子就不抄，原文共有51个注释，他抄下来7个。但上引《历史与实践》的两页文字，字字句句都在《词典》里面，没有一句是张教授自己写的！

注释也是抄来的

关于注释的抄袭性质，我在拙文《悲哀》中没有充分举证，这里需要补一下，以免张汝伦教授又怪我的工作做得不到家。因为《历史与实践》做的不是当页注，所以我见不到他上引两页的注释。但根据德文原文，我就知道张教授抄袭下来的7个注释是下面这个样子的：

注8：Aristoteles：Eth．Nic．I，1，1049a1。

注9：Aristoteles：Eth．Nic．I，3，1095b14ff。

注10：Aristoteles：Pol．VII，3，1325a32。 　注11：J．Frese：Proze？imHandlungsfeld（1985）32f。

注12：Plotin：Enn．V，3，6，35；IV，4，4；VI，8，6，20。

注13：Plotin：8，4，32。

注14：RogerBacon：MoralisPhilosophia，hg．E．Massa（Zürich1953），249；vgl．auchOpustertium，a．O．13，48。

读者只要把《历史与实践》第二章的注释部分翻开来对照一下，就会看到其中的第8－14个注就如上列。在这7个注释当中，注8、注9、注10抄自《词典》第七卷原文第1285页上的注31、注36、注42；注12、注13抄自原文第1287页上的注3、注6；注14抄自原文第1294页上的注16。最有趣的是注11，张教授抄的竟是人家在注释中的一个注释：他把原文第1285页上的注51中的一句话（“……理论是最高的实践”）抄了下来，顺手就加了一个注，把其中列出的一本参考书标上了！但这回可真把我弄苦了：我在原文正文中反复查找，差点以为这个注终于是张教授“自己的东西”了。

加上我在《悲哀》中举证过的5页，在他抄自《词典》的7页文字中（《历史与实践》第96－102页），张教授一共抄袭了原文的32个注释———在我的记忆中，他的注释都是用外文原文标出的。但他在《批评的悲哀》一文中居然还能说：为了表明他的书是虚心地“听别人的意见”，所以他就“尽量多加注（全书487页，共843个注，平均每1页两个注）”。从我们举出的事实看，注释确实是蛮多的，但不是张教授自己“加”的，而是抄来的。而以这些抄来的注释为依据的“参考文献”（其中应有希、拉、德、英、法等多种欧洲语言的书目），当然也是抄来的了。——这还用得着我来证明么？

在《词典》注释中出现的书名多半是缩写的，比如上列注8和注9中的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Nikomachische Ethik）被缩写为：Eth．Nic．。上列注12中的Enn．也是普罗丁的Enneades（《九章集》）一书的缩写。《词典》中可以缩写，但在“专著”中就不行了。所以，张教授在抄袭这些注释时，还不得不做一个从书名缩写到全名的“恢复”工作。这个工作是够他烦的！

张教授在《批评的悲哀》一文中为读者们编造了一个美丽的谎言：他说《历史与实践》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其实是他在德国时的“读书记录和笔记”，但最初记下来并不是为了出版，而“只是为了自己看”，所以“摘录、翻译”都“比较随意”，后来回国了，“觉得实践哲学非常重要，而国内对之了解不够，遂决定在此基础上成书”；又因为回国以后已经找不到有关图书了，所以他就没有注明出处（参看张汝伦：《批评的悲哀》第三段；重点号为引者所加）。根据我上面的举证，他的这个谎言已经可以不攻自破：要不是从一开始就为了出书而存心剽窃，而只是做一点供自己欣赏的“比较随意”的“笔记”，张教授又何苦把原文中的这许多个注释严格地一一查对、抄录下来，并且要做好上述繁琐的“恢复”工作？

到这里，我要来谈谈《历史与实践》的“后记”了，因为张教授在《批评的悲哀》中主要是用这个“后记”来表明他没有抄袭。诚如张教授所言，我以前是好好读过他这个“后记”的，当时却丝毫没感觉到它有什么特别的，自然也没有体会到它的真正“功能”和“意义”。现在我没法重温这个“后记”，但我已从张教授那里知道了它的巨大威力，因为它把“像这种由于某种原因未注明出处的材料都包括进去了”（张汝伦：《批评的悲哀》第三段。而这也就是说，这个“后记”能够把张教授在《历史与实践》中的抄袭行径完全“合法化”，能够把他抄来的别人的文字都占为己有！读者诸君，你们说这一招厉害不厉害？

看来张教授真是深谋远虑，早就在抄好书后精心制作了这个“后记”，自以为已经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但我有点怀疑：这能成为一条退路吗？整页整页地抄了人家的文字（论述、引文和注释）之后，只要在“后记”中说明一下这本书是根据自己的一些读书“心得和记录”写成的，你就可以为自己的抄袭行为辩护了吗？

如果张教授的这种“逻辑”可以成立，则无论是谁都可以把他的“专著”《历史与实践》再“记录”一遍，然后也写个“后记”说明是“心得和记录”，把书名改一下，然后署上无论是谁的大名，就拿去出版好了。这样做来固然好，但不知道他张教授愿意不愿意？

抄袭性质不容置疑

好了，让我来作一个总结，最后把张汝伦教授《历史与实践》一书的抄袭事实明确如下：

经本人对张汝伦教授的“专著”《历史与实践》第96－105页与德文版《哲学历史词典》第七卷中“实践、实践的”条目所作的仔细对照，现已查明，其中有7页文字（第96－102页，其余3页性质不明），加上这7页中出现的32个注释，完完全全是从上述《词典》条目中抄袭下来的，其中没有一个句子是属于张汝伦教授自己的。粗略计算一下，已举证的正文为7页，32个注释以每个至少一行计算，约为1．5页，此外还有第95页的部分或全部，暂且折合为0．5页（声明：这是我推断出来的，因为第96页上只是亚里士多德实践概念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必定在第95页上了），共计9页。这就是说，仅仅根据对《历史与实践》10页文字的调查，我已经确证张汝伦教授至少抄袭了9页、6750个汉字（以每页750个计）。据此事实，我断定：张汝伦教授的《历史与实践》具有抄袭性质，是一部伪书。而且我断定：这种把《词典》条目正文连同注释不加修饰地照抄下来的做法，决非出于无意和疏忽，而是一种蓄意的剽窃行为。

对于这个事实的鉴定工作，我建议可以由国内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同行组成专家小组来完成。根据我新近了解到的情况，北京大学图书馆就有这套德文版的《哲学历史词典》，因此完全有条件在国内进行这项鉴定。而对于我基于这个事实所做的断定，我想请读者诸君来评论。因为，学术乃天下公器，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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